長江入渝第一島中壩島水域，成為多種優質名貴魚類的最適生境。

    長江一脈，壯美浩蕩。

    這條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擁有獨特的生態系統，滋養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寶庫，更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重要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高度關注長江生態環境，多次赴長江沿線省市考察調研，為長江經濟帶發展掌舵領航，擘畫新時代長江經濟帶發展藍圖。

    長江橫貫重慶全境，流程691千米，占長江總里程的10.8%。長江孕育了這片土地千年的文明脈絡，也滋養著3400萬巴渝兒女。江河安瀾則家國興盛，長江的生態底色，從來都是重慶發展的生命線。

    大筆如椽，繪就山清水秀、天藍地綠的美麗畫卷。

    長江干流重慶段水質連續8年保持優良，74個國控斷面水質優良比例連續2年達到100%，長江鱘、江豚相繼重現江面……重慶的探索不僅印證著“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實踐偉力，更以積極成效回答了“如何平衡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核心命題，在巴渝大地上譜寫了一曲“只為江水綠如藍”的新時代生態文明壯歌。

    理念重塑

    從“發展困惑”到“生態覺醒”的思維變革

    “走老路，去消耗資源，去污染環境，難以為繼！”

    白露時節，長江江津段，江面薄霧氤氳。53歲的劉鴻駕駛護漁船，巡視著每一片水域。這位曾以捕魚為生的漁民，如今是江津區鴻鵠護漁志愿隊的隊長。隊中多數成員與他一樣，完成了從“向長江索取”到“為長江守護”的身份蛻變。

    在劉鴻的童年記憶里，長江是漁民“取之不盡的糧倉”。轉折始于2000年后。江面上的電魚船多了起來，更令人憂心的是，電捕的魚蝦流入沿岸餐飲船。這些餐飲船大多沒有污水處理系統，油污、污水直排江中。旺盛的市場需求又吸引更多經營者無序涌入，形成“電捕—污染—需求擴張”的惡性循環。

    這并非長江獨有的困境。彼時的重慶，站在了命運的十字路口——是繼續走“以環境換增長”的老路，還是轉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路？

    昔日的長江之痛，是改革開放以來快速發展的生態代價。重慶地處三峽庫區腹心地帶，是長江上游生態屏障的最后一道關口。保護長江，勢在必行！

    從2016年在重慶召開的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開門見山，到2018年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慶代表團審議時“剎住無序開發”的語重心長；

    從2019年要求重慶“在推進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中發揮示范作用”的殷切期望，到2024年“大力推動綠色發展，建設美麗重慶，筑牢長江上游重要生態屏障”的戰略擘畫……習近平總書記的殷殷囑托，不僅是政治號令，更是重慶破解“生態脆弱性與發展緊迫性”矛盾的根本遵循。

    理念的變革，是最深層的變革；思想的覺醒，是最根本的覺醒。

    重慶逐漸認識到：生態環境保護不是發展的對立面，而是高質量發展的前置條件；綠水青山不是經濟的負擔，而是最稀缺的戰略資源。

    這份覺醒，源于對發展規律的洞察——當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加劇，“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早已走不通；

    源于對民生需求的回應——市民推窗能否見綠、出門能否親水，直接關乎“美好生活需要”的成色；

    更源于對時代責任的擔當——作為長江上游生態屏障的“守門員”，守護一江碧水，既是對國家戰略的踐行，也是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貢獻。

    正是這份思想共識，讓“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從理念轉化為行動，融入重慶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領域、各環節。重慶踏出了“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鏗鏘足音。

    實踐攻堅

    從“十年禁漁”到“系統修復”的生態守護

    “發展經濟不能對資源和生態環境竭澤而漁，生態環境保護也不是舍棄經濟發展而緣木求魚。”

    生態保護沒有捷徑，唯有以壯士斷腕的勇氣直面問題，以滴水穿石的韌勁久久為功，才能變生態赤字為綠色基底。

    長江禁漁的“十年之約”，是這場保衛戰的關鍵一役。

    數據是最有力的證明：禁漁實施5年來，長江干流監測魚類較禁捕前增加58種，魚類資源量呈明顯上升趨勢。嘉陵江也多次發現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長江鱘，“江豚逐浪、鱘魚躍水”的場景，重新回到重慶人的視野中。

    禁漁的實踐，印證了一個樸素的道理：當人類主動退出對自然的過度索取，江河便會展現出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如今的長江干流重慶段，水質穩定保持Ⅱ類，這份成果背后，是短期利益的讓渡，更是長期生態紅利的積累——不僅是物種的回歸，更是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構。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體，長江生態保護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從流域系統性和生態整體性出發，統籌推進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

    重慶以“山為骨、水為脈，林田湖草為肌體”，將重點水域岸線、飲用水源地，以及三峽庫區消落區、水土流失、石漠化等生態敏感區域劃入保護紅線，一場覆蓋全域的系統修復工程就此展開。

    ——在“護山”上，重慶大力實施“兩岸青山·千里林帶”工程，累計造林190萬畝，森林覆蓋率從2020年的52.5%躍升至現在的55.07%，躋身全國前十。

    ——在“治水”上，重慶全面落實河（湖）長制，1.83萬名河長用腳步丈量每一條河流、每一段岸線。2024年，各級河長累計巡河90.2萬人次，處置各類涉水問題7.1萬余個，織密了一張“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水體保護網。同時，攻堅三峽庫區消落帶治理、次級河流污染，讓長江、嘉陵江、烏江的水質持續向好。

    ——在“治城”“治鄉”上，重慶錨定加快打造美麗中國建設先行區目標，一體推進治水、治氣、治土、治廢、治塑、治山、治岸、治城、治鄉“九治”攻堅，將生態修復融入城鄉發展每一個細節。

    當銅鑼山的廢棄礦坑化作湖光山色的礦山公園，當梁平濕地迎來成群鷺鳥翩躚，當城市里的口袋公園、社區綠地越來越多，“推窗見綠、出門入園”成為常態——這些變化，不是偶然的風景，而是重慶持續推進生態保護的必然結果。

    生態保護從來不是孤立的“治污”，而是系統的“修復”。重慶的實踐證明：唯有將山水林田湖草沙視為一個有機整體，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然和生態環境，才能讓生態修復真正落地見效，讓綠水青山成為永續發展的底氣。

    價值轉化

    從“生態顏值”到“經濟價值”的路徑打通

    “‘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不是不要大的發展，而是要立下生態優先的規矩，倒逼產業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

    綠水青山不僅是生態財富，更是經濟財富，關鍵在于如何打通“轉化”通道。

    重慶的探索，正是圍繞“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這一主渠道，讓綠水青山的顏值轉化為金山銀山的價值，以創新實踐破解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辯證命題。

    地處重慶東南部、長江上游最大干流烏江之畔的武隆，持續深耕烏江“兩岸青山·千里林帶”工程，不斷優化“兩帶多廊多綠核”的生態安全格局。依托良好的生態資源，武隆打造了天坑寨子、懶壩國際藝術度假區等特色生態旅游項目，成功創建全國森林生態休閑游示范區、國家生態旅游示范區。

    生態優勢帶來了產業紅利：2024年，武隆全區旅游收入達231億元，文化和旅游產業增速位列全市第一。更可貴的是，武隆將水土保持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產生的收益，持續投入到生態保護和修復中，形成“保護—開發—再保護”的良性循環。

    制度創新，是生態價值轉化的“保障網”。

    重慶的生態補償機制探索走在全國前列。2018年，率先實現市內補償機制全覆蓋；2021年，與四川率先建立長江干流跨省市補償機制；2024年，全面簽署渝鄂、渝黔、川渝補償協議，率先實現與上下游省市在長江干流和重要支流補償機制全覆蓋，構建起多層次的生態價值實現機制。

    例如，在與貴州省簽署的烏江流域補償協議中，雙方將“總磷”設為核心補償指標，以總磷年均值0.05mg/L為限實施雙向補償。生態補償制度的完善，破解了“上游保護、下游受益”的利益困境，讓生態保護從“單邊責任”變成“共同行動”，為全國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經驗。

    長江萬里東逝水，生態答卷永流傳。守護江水綠如藍，需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需要“逢山開路”的闖勁，更需要“系統治理”的智慧。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回望，重慶的長江生態保護之路，印證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財富、生態財富，又是社會財富、經濟財富。

    當城市臭水塘變成濕地公園、雪寶山深處崖柏“重生”、三峽庫區消落帶長出“水上森林”，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生態的修復，更是文明的轉型——從征服自然到敬畏自然，從索取自然到回饋自然，這正是中國式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題中之義。

    長江潮涌，青山為證；巴渝大地，綠滿人間。重慶踐行“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步伐不會停歇，這份“只為江水綠如藍”的堅持，終將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書寫出更加恢宏的綠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