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水伙伴網絡官員古特斯塔姆(Bj?rn Guterstam)說，中國在水管理問題上能夠把有關部門和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聚集在一起協商解決用水和水管理問題，老百姓能和政府一起協商水的問題，我看這就是民主。

　　他是在上周舉行的斯德哥爾摩水周期間接受人民網記者采訪時說這番話的。

　　全球水伙伴是由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瑞典對外發展援助機構于１９９６年成立的，其宗旨就是幫助協調管理水資源，保證水土和相關資源的綜合開發管理，取得最大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同時又不損害環境系統的可持續性。

　　其工作方式主要是把各個方面的跟水有關的組織機構人士團體都結合在一起，大家在一個比較公開和公平的平臺上來協商，并向有關的政府機構，決策者來提供一些建議。

　　中國水伙伴是在中國政府的積極支持下于２０００年成立。

　　“中國政府意識到了水的管理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因為它牽涉很多利益相關者。因此，他們請求是否可以成立一個中國水伙伴來提供一個中立的平臺幫助協調所有的利益相關者，讓他們發表不同的意見，大家一起討論找到一種大家都同意的解決辦法，也就是達成妥協，達成一致，” 古特斯塔姆說。

　　“我必須說中國水伙伴的工作做得很好。中國政府請了很多外面的專家來參與水法的修訂過程。通過兩年的協商，我們做了政府要我們做的事情。由于中國領導人的開明，允許利益相關者和國際專家參與，中國修訂后的《水法》已成為一部國際水管理的文件，因為它是中國水管理方面國家行動的框架，” 古特斯塔姆說。

　　出席水周的中國全球水伙伴秘書長鄭如剛說，中國全球水伙伴主要是圍繞怎么樣對有限的水資源進行合理的開發利用，進行綜合管理做了一些工作。

　　鄭秘書長說，在十年時間里，他們把各個涉水的部門，單位和機構都吸引過來。在他們開展的活動當中，其中一項重要的活動就是高層的圓桌會議，圓桌會議針對中國重點的水的問題，熱點問題，難點問題，例如水環境，水土保持，水和衛生等等，然后把涉水的重要部門，水利部門，環保部門，城建部門，衛生部門，農業部門，這些高層領導還有一些專家，一些科研學者和社會團體都請過來，“因為我們是一個非政府組織，這樣，我們不代表具體某個部門的利益，讓大家都能在公平的基礎上共同來探討水的問題如何解決。每次會議后歸納總結，提出建議。”

　　他們還針對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工程生態補償問題開了研討會，提了不少好的建議，會后把這些建議送給陜西省的規劃部門，水利部門，環保部門，還有其他政策部門，另外還向中央有關部門提出建議，供他們在研究決策的時候參考。

　　他們還搞過現場會議，通過解決邊遠地區的缺水問題，讓更多的婦女參與。“我們在陜西就和陜西省水伙伴和陜西省婦聯，還有陜西水利廳和當地的一些相關的部門，一方面解決當地的缺水問題，另一方面對當地的扶貧也能起到推動作用。通過建母親水窖能夠減輕婦女的負擔。婦女一方面是解決水問題的特別是農村地區缺水問題的一支重要力量。另外他們也是最辛苦，缺水的地方大多是婦女去很遠的地方去背水。所以母親水窖把雨水積起來減輕婦女的負擔。”

　　在福建省，他們開展了農村農民用水戶協會怎樣使用和管理當地有限的水資源，提高單位水量的產值等活動。他們還把中國比較好的案例提供給全球水伙伴的其他地方。通過農民用水協會的代表和農民談，我們的水就是這么多，那么怎樣管理好水，或者種用水少的作物，來增加單位用水的效率等。

　　古特斯塔姆對福建有關新農村建設方面的項目給予了高度評價。

　　“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角。在這個過程中，如何使用水，怎樣供應，如何注意衛生，怎樣付費等問題都十分重要。我們感到非常驚喜，他們能夠讓農民自己組織起來，不但自己協商如何用水，還和當地政府協商有關問題。這太好了。如果我們談論民主的話，你可能在這里發現它。當然，這是我的解釋，” 古特斯塔姆微笑著說。

　　“在陜西，農民要求要有純凈水喝，而這一要求能夠反映到政府那里。這樣，政府有關部門必須與黃河委員會或其他相關部門聯系，如何保護水質，如何分享水源。他們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和反饋修訂相關水規則。我們還到南水北調中線的漢中地區組織農民討論水權問題和補償機制等，政府，非政府組織，農民等多個利益相關者一起討論。政府獲得了很多反饋，這使工程的進展延期了，因為他們必須再討論決定，并改正不合理的地方。通過這個過程，我們在實踐中看到了人民的權利得到了尊重，我們也看到了中國的水資源管理在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古特斯塔姆說。

　　“人人皆知，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水資源管理遇到了巨大挑戰。純凈水的價值是非常高的。所以，最好還是要積極保護水源因為如果污染了再治理就非常昂貴。斯特恩報告指出，如果你采取預防性措施，就會便宜許多。我看到了中國領導人的智慧。我在中國讀到了許多關于可持續發展的報道，關于垃圾回收，能源效率，太陽能利用等等，在中國，領導人有召集科學家，城市規劃者，甚至是婦女組織到一體協商的愿望。中國的社會正變得越來越開放，” 古特斯塔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