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最近，多個城市陸續投入水價上調的大潮中。一時間，水價的調整，充當了公用事業產品價格上漲的“急先鋒”。

水價改革，說了很多年。多年來，改革難有大的作為，關鍵原因在于，這場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關乎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而改革的路徑與結果，必然會導致提價。價格的提升，意味著利益將重新調整與分配。

這一次近乎集體性的多個城市水價上漲，自然不等同于水價管理體制整體性的變革。水價的上漲，毫無懸念地引來一些責罵聲，由此也引出兩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其一，外資水務是否充當了本次價格上揚的推手角色；其二，這輪水價上漲究竟該如何看待？

從現象看，外資水務在推動水價上漲過程中態度是積極的，這當然是商業邏輯使然。無論是純國有的自來水企業，還是外資水務，都有追求利潤的天然動機。只不過，水與一般商品不同，作為一項公共事業產品，水價調整明顯會受到相關價格法規的約束，且必須嚴格履行水價調整程序。

本報昨天的相關報道中已經提到，此次調價的城市，包括了昆明、蘭州等地，而這些地區的自來水企業，都在當年被外資水務高溢價收購。本報記者甚至發現了那些外資水務巨頭的一個經營“秘密”：即當年通過“虧本”高價收購中方水廠，先卡住市場位置，然后再謀求漲價來化解經營風險的成本。

顯然，這些外資巨頭的經營謀略，即便不以“陰謀論”視之，單從常理上講，其行為也似乎有所偏離。不過，外資水務來華經商，目的就是賺錢。在商言商，無論威立雅們如何想辦法為自己爭取利益，只要其經營行為符合中國法律，在法律的語境之下，并不能橫加指責。

那么，這場已經拉開序幕的水價上漲風潮，究竟意味著什么？在我們看來，這是水價改革正在向一個新階段推進。一場宏大的改革敘事，通過此起彼伏的價格上調，通過輿論的博弈與碰撞，一點點地具體化，并最終落實到每一個微觀的利益主體身上。

關于水價改革的邏輯，此前無論是政府，還是學界，均已討論甚多，并已達成共識。與其他資源性產品價格情況相似，長期以來，水價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價格市場化程度不高，價格無法真實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和資源稀缺程度，由此對資源造成嚴重浪費，與“節約型社會”理念背道而馳。在中國目前的水資源現狀和城市供水能力約束之下，推進水價改革的方向是確定無疑的，只是時機如何選擇的問題。

盡管有批評者指責，制造漲價者總喜歡拿“節約資源”來說事，這樣的批評多少反映出了對價格調整的不滿，但水價改革的邏輯起點，確實體現著資源價格改革的一個相同目標。當然，節約資源只是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便是推動水這類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形成逐步市場化，進而有利于增加社會總福利。

從這些意義上說，水價改革不是改不改的問題，而是如何改。當改革本身必然導致水價上漲，甚至會影響到一些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時，改革方案又該如何體現出公平原則和對弱勢群體的照顧——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方面做得好不好，直接關系到水價改革最終的結果。

目前，有10多個大中城市開始水價調整，接下來，有更多的城市將推動價格改革。為指導各地有序推進水價改革，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近日聯合下發了《關于做好城市供水價格管理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各地在推進水價改革過程中要嚴格履行水價調整程序，充分考慮社會承受能力，尤其要做好低收入家庭的保障工作，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不降低。這其中的關鍵，一是要保證程序正義，二是要關切民生。

我們不能不遺憾地指出，在以往的許多關乎民生的價格改革當中，為實現程序正義而設計的經濟民主形式——價格聽證會往往有走過場的嫌疑。如果在水價改革的過程中，價格聽證會質量也不能得到保證，那么，很有可能將折損改革本身的合理性與正義性，也會令廣大民眾感到失望，并增加對水價改革的抵觸情緒。

考慮社會承受力的一個含義，就是水價改革不能“大躍進”，必須參考各個地方的收入水平，逐漸推進。同時，須做好成本監審，避免水務企業趁機虛報成本，將經營成本過多向社會公眾轉移。另外，圍繞一些低收入人群在水價上漲之后遇到的困難，政府要有合適的解決方案，如直接給予低保戶現金補貼，以緩解這個群體的生活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