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馬鞍山，上海——對于長江下游的城市來說，與母親河之間情感上的聯系似乎不再如上游、中游這般緊密。生活在下游的人們，他們地處河口海岸，占據著沿海經濟發達之利，遠眺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但并不意味著放棄了對長江的關注與研判。實際上，隨著下游城市的飲用水源地也紛紛向長江轉移，他們對于長江的生態環境變化作出了更為積極的思考：怎樣為人類高強度開發利用背景下的長江尋求解決之道？

    “人人都生活在下游”——這是1999年3月22日聯合國 “世界水日”的主題。乍聽有點難于理解，仔細想想很形象，能否擁有優質的水源對每個人的生活質量都至關重要。無論水況好壞，人人都必須成為水循環鏈中的關鍵一環——最終端的消費者。水，制約著每一個人，如同大家都生活在江河的下游。

水質之變：最好只能達到II類

“我認為需要5到10年的時間控制住長江生態環境的變化趨勢,然后，花60年左右的時間治理到一個相對良好的水平”。

     20余年來所有研究都與長江流域、長江、長江河口有關——對于河海大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水文水資源與水利工程科學”首席專家陳西慶來說，水問題是他獲得博士學位以來唯一專注的領域。今年三月起，他應科學網邀請開設了主題為“健康長江”的博客。

   “在流域尺度上，長江目前為亞健康狀態，即正處于從健康向不健康狀態的過渡階段，同時在子系統尺度上，已經呈現病態特征、并仍在持續惡化的過程中”，陳西慶對長江健康狀況的評價，比許多見諸報端的要嚴重。

    以人們最能直接感受到的水質來說，水質良好的水體應該在I-II類之間，國家規定飲用水水質不能劣于III類水。而近幾十年來，長江水污染迅速，目前長江干流的水質已退化到了II-III類水之間，陳西慶說，“即便江中心水質相對其它部分水質最好，一般也只能達到II類”。而在1980年代初，當陳西慶在導師帶領下到武漢研究長江的時候，江中心的水質還能達到I類。“子系統尺度上的病態”更可感些，例如因為藍藻暴發而廣受關注的太湖水污染問題，以及各地人們身邊都不難看到被污染的支流，岷江、沱江、湘江、黃浦江等支流都被中科院及長江水利委員會2007年發布的首份《長江保護與發展報告》稱為“污染嚴重”。

    去年7月，河海大學舉行了“保護長江行動計劃”研討會。論壇的相關專家得出的一致意見是，“長江流域承受著前所未有的環境壓力，應當盡快建立長江流域水資源與環境綜合管理的法律框架、行政機構、市場機制與民眾參與途徑，國家應該盡快制定和實施保護長江行動計劃”。

如果按照目前的勢頭發展、不采取積極的措施，“少則5-10年，多則10-20年，長江的干流水質將再下一個臺階，降至III類至IV類水之間”。

斷面之爭：取水點節節后退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長江上下游的城市共飲一江水，理當在保護長江方面也采取步調一致的行動。然而事實是，由于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流域部門對整條長江進行管理，沒有足夠的法律依據支撐監管行為，長江管理仍然處于機構繁雜、職責不明、效率缺失的狀態。不少學者認為，無論是以前偏重的“水資源規劃”，還是現在偏重的“水資源綜合管理”，都不能把最終結果傳遞到應用層面，機構與法律框架的缺失導致無法在各級政府層面上協調水資源管理和規劃的責任和活動。

    僅僅看一下省界斷面水質的數字，已足以證明以上這一點。根據《長江保護與發展報告》，長江超過40%的省界斷面水體劣于Ⅲ類水標準，90％以上的湖泊呈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狀態。盡管2004年當時的國家環保局主導建立了全國七大水系省界斷面主要污染物通量的監測網絡，要求從當年5月起各省按照固定的128個省界通量監測斷面進行監測，并必須每月向外界公開省界斷面水質的相關數據，但這一公開制度并沒改善局面。事實上，有關水資源和水污染的糾紛和沖突不斷發生。水利部部長陳雷在今年初的公開講話中曾透露，我國年均調處水事糾紛達1萬多起，其中包括“以晉冀豫漳河、鄂豫丹江荊紫關、蘇魯南四湖、浙閩大巖坑等為代表的一些重大省際水事糾紛”。

    由于“跨省界水污染糾紛不斷增加，逐漸成為引發社會矛盾、影響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今年7月11日，國家環境保護部頒布了《關于預防與處置跨省界水污染糾紛的指導意見》，著力于打造解決糾紛的長效機制。例如要求下游地區政府至少每年汛期前主動召集一次聯席會議，相互通報并商討跨省界水污染防治工作，上游地區政府應予以配合等。盡管這一意見為突發性污染事件發生時的上下游協作提供了依據，但是與突發事件相比更重要的是日常的維護和管理機制，如何設計有利于長江水資源綜合管理的行政體制，還需要更多的研究。

    馬鞍山，這是安徽省內距離江蘇最近的一個城市，距離南京約一小時火車車程。根據有關部門今夏6月對長江馬鞍山段國控斷面12項污染指標的監測結果，表明水質類別為Ⅱ類，水質“良好”。與上月相比，“斷面水質污染指標濃度無明顯變化”。而II類水，已經算得上是長江里的最優水質。

    作為江蘇與安徽交界處的長江城市，雖然馬鞍山的省界斷面水質不在“40%”內讓人松了口氣，但另一組數據值得注意。由于地表水污染較重，長江沿岸的城市飲水水源紛紛開始退向長江干流。僅以馬鞍山市為例，今年6月份該市的一水廠、二水廠和四水廠飲用水源地取水量分別為57.03、285.16、96.52萬立方米。

    與馬鞍山相鄰的南京，其飲用水源地也早已是長江，而長江最下游的城市上海，其新建的青草沙水庫也在長江干流內。不知是否值得慶幸，由于流量巨大、浩瀚廣闊，加上河流本身具有的自凈能力，長江至今還能以合格的水質供給以它為生的龐大人口。不過，長江已經是唯一的退路,假如有一天長江的水質都達不到飲用標準、我們該去何處找水呢？

水源之難：長江成最后的退路

   不光是飲用水依賴長江，長江一些子流域的水污染問題，也要依靠干流水來潔凈自身。2002年1月，“引江濟太”工程開始試驗運行。2005年1月，太湖流域“引江濟太”調水試驗工程在望虞河常熟水利樞紐正式啟動，長江好水被源源不斷引入太湖流域河網，以改善水質。然而2007年，“藍藻事件”標志著積重難返的太湖水污染達到了一個頂峰。#p#分頁標題#e#

    作為長江流域最下游的子流域，太湖流域也因為藍藻事件而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藍藻暴發的原因眾說紛紜，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作為長江流域社會經濟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太湖流域的治理會取得怎樣的進展，以及它能否在經濟發展和水質的健康管理之間取得平衡，將被視為經濟發達城市水管理的一個典型樣本。

   “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給湖泊帶來了漸進式的壓力”，南京大學環境學院院長鄭正表示，也許人們會覺得難以置信，但是他們的研究表明，除了工業發展之外，環太湖地區居民的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也成為導致太湖水質劣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決定太湖水質的主要是總氮，對太湖水質污染指標的分析來看，化學需氧量的成分不如氮氧化物來得多”，化學需氧量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代表了工業污染的指標，而氮氧化物則更多的來自生活污水和農業面源污染。氮氧化物的增多會造成水體的富營養化，這是藍藻暴發的誘因之一。

     分析氮氧化物的來源，“一個主要來源是流域內的生活污水，包括城市、鄉鎮和農村”。即使在南京這樣的大城市，對生活污水的處理率都不能達到100%，更何況環太湖的農村地區。人畜糞便未經處理的排放，洗衣粉和洗滌劑的大量使用，畜禽養殖產生的糞便和污水，農田里大量使用的化肥、農藥，以及各種有機垃圾，逐步吞噬了純凈的太湖水。僅以農藥為例，其平均使用量比發達國家要高出兩到三倍，但根據估算真正有效吸收率都很低，大約不到30%，其余大部分則流到了水體中。“現在，湖心的水質大致為III類水，而整體看起來水質只有IV類甚至更低”。

    今年3月，江蘇省建設廳提出將對太湖流域169個已建、在建的污水處理廠進行統一升級改造，在56個未建污水處理設施的鎮建設污水處理廠并配備完善的污水收集管網。而江蘇環保部門也出臺文件，要求沿太湖企業的污水處理要達到一定排放標準，而生活污水處理要達到一級A。同時，江蘇也在積極推動研究低成本的農村生活污水處理技術與設備。目前，南京大學環境學院研發的農村污水處理技術已經在太倉農村建立了示范工程，“建設費大約為每戶1000元，運營成本大約為每噸水0.2元”，最理想的是,其處理后的水質很多時候能達到或接近地表水II類水標準,完全可以排放到太湖而不影響其水質。

    不過這些都不能在一日之間解決太湖的污染控制問題。“向長江借水”的辦法仍然在使用，但顯然已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讓學者們憂慮的是，隨著太湖流域和長江干流的水資源和水環境之間的互相作用在不斷加強，子流域的惡化，反過來又會對干流造成怎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