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三級政協推動“河長制”發展紀實

　　作為“五水共治”制度創新和關鍵之舉，浙江省“河長制”的實踐名聞全國。

　　從2013年至今，浙江已形成6名省級河長、199名市級河長、2688名縣級河長、16417名鄉鎮級河長、42120名村級河長的五級聯動“河長制”體系。各級河長用汗水和智慧，守護著浙江8萬多條大小河流。

　　數據顯示，截至11月底，浙江省221個省控斷面水質Ⅲ類以上占76.9%，比2013年提高13.1%；劣Ⅴ類斷面占2.7%，減少了9.5%，垃圾河、黑臭河基本消除。

　　清流逐步被喚回傾注了浙江省全體人民的努力。而這些工作的開展與浙江省各級政協的推動也密切相關。據悉，在全省6.1萬名各級河長中，就有1601名是由各級政協領導和政協委員擔任。

　　萬名委員助推河道治理

　　“充分發揮政協優勢，積極開展民主監督，做好‘五水共治’的宣傳員、戰斗員、監督員、信息員、示范員。”2014年起，浙江省政協就開展了系統的“三級政協聯動、萬名委員同行、助推‘五水共治’”民主監督專項行動。在過去的3年中，有許多政協委員成為了河長，更有分布在浙江省、市、縣三級區域的萬名政協委員來到河岸邊，深入村莊、工業區，測水質、看管網、查運營、找短板、研機制，以不同形式參與到這項行動中來。

　　浙江省政協副主席陳艷華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作為浙江省第二大河流甌江的河長，2013年以來，陳艷華帶領著多位政協委員先后8次深入治水一線，從不同的著力點督查治水工作。

　　巡河期間，他們或走入工業園區、車間，或深入農村，隨機入戶，通過明察暗訪，直接與百姓、企業主、基層河長對話，尋找甌江治理中的短板與難點。

　　當發現問題時，調研小組向當地政府直言不諱地提出整改建議，要求當地督查責任單位認真整改，并報送整改情況及結果；針對暗訪中發現的治理難題，委員們積極幫助尋找解決路徑，提出可操作性的意見、建議。

　　例如，作為跨區域河流，甌江治理中如何突破行政區域限制的藩籬，解決管控乏力問題是重要難題。2016年初，在她及多位政協委員的推動下，溫州、麗水兩市簽訂《麗水———溫州協同保護甌江水環境協議書》，為上下游協力治水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時也提供了一份跨流域治水的制度化樣板。兩市的交接縣青田和永嘉，同時制定了聯合會商、聯合監測和區域聯防制度。

　　市、縣級政協委員的行動也不落其后。

　　以金華為例，2016年3月，浙江省在金華市浦江縣啟動了該年全省政協三級聯動“萬千行”活動。金華市、縣兩級政協共組成128個監督組，由兩級政協主席會議成員領導帶隊督查。僅此次活動，就共發動委員1588人，查看江河300條計1228.2公里，走訪450個村鎮，督查71座污水處理廠，發現和反饋問題277條，提出對策建議278條。這些成果都通過各種渠道成為了黨委、政府決策的重要參考。

　　“河長”不僅是治水

　　在河長們看來，河長雖然管的是一條河，要解決的問題卻不局限于一條河。解決水中問題的同時，除了破解當地的環境問題，最關鍵要解決的，則是岸上可持續發展問題。

　　省政協副主席黃旭明是運河總河長。他認為，“污染在水里，根源在岸上。治理好運河，關鍵是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

　　他帶領政協委員從杭州、湖州到嘉興，沿著運河一路調研，排查污染源，尋找環境治理重點，呼吁加大沿岸工業污染整治、農業農村污染整治以及推動生態環保修復、監管檢測能力建設等。

　　浙江省第四大河飛云江的總河長是省政協副主席陳小平。他發現飛云江流經的4個縣市里，大多都曾是浙江的欠發達縣；但它又是一條連接著許多自然及人文資源的河流，正隨著農村環境的逐步改善，如火如荼地開展農家鄉村旅游建設。

　　看到這些，陳小平既欣喜又擔憂，“沿線的鄉鎮和村莊，各自為政地發展綠色經濟，既有同質競爭的趨向，又無法打響飛云江的整體品牌。”

　　“治水也要富民。”這是河長們的共同認識。為此，陳小平帶著幾十名政協委員、專家學者，結合打造美麗浙南水鄉、建設飛云江流域全域品牌進行專題研究和調研。他還結合聯系農業的本職，以省政協的“送科技下鄉”活動為載體，把多個生態循環農業項目，輸送到泰順、景寧和文成。

　　陳小平說，“只有讓老百姓在承擔治水、護水義務的同時，享受到治水帶來的好處，才能將水治到老百姓的心坎里。”

　　除了貢獻智慧，三級政協委員們都身體力行，用自己的方式參與到治理中來。

　　例如，在衢州市龍游縣，當地企業負責人是政協委員，他們公司通過研究畜禽排泄物資源化綜合利用，使全縣2/3以上的豬糞得到集中有效處理；在嘉興市海鹽縣，有企業主擔任河長之后，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帶領自己的員工，或者安排企業的力量去做好清理河道；在浦江，有政協委員自身從事水晶加工、水禽養殖等行業，治理活動開展后，他們主動進行產業升級，帶頭清理污染源，促清潔化利用，起到表率作用。

　　基層河長創新治理手段

　　縣是政協最基層的組織。在浙江，有許多基層政協的領導擔任著“最小”的河長，他們在綜合整治水環境過程中，手段更靈活、方式更豐富、重點更突出，體現出“一河一策”的制度優勢。

　　例如，在浙江嘉興海寧市的平陽堰港，這里從3年前的劣五類水質，到如今穩定在Ⅳ類水標準，部分指標達到Ⅲ類水標準。這樣的變化就與該河道河長海寧市政協副主席田耘息息相關。

　　為推動河道的治理，田耘召集丁橋、斜橋等四個副河長單位，全面調研，制定了平陽堰港“河長制”管理實施方案以及各單位轄區治水詳規，并按照方案采取了一系列實打實的舉措。

　　在他的統籌下，各副河長單位紛紛創新辦法，使出新招。如馬橋街道探索建立了“大河長帶小河長”分流域治水機制和“水清平陽”微信群；斜橋鎮針對河道流域廣、綜合治理難的問題，創造出“河段長”的新招：按照節點和地域進行劃段，由相關村民組組長和黨員骨干擔任“段長”，實施河段監管……作為“五水共治”制度創新和關鍵之舉，浙江省“河長制”的實踐名聞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