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和環境保護部聯合印發《關于調整排污費征收標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各省（區、市）結合實際，調整污水、廢氣主要污染物排污費征收標準，實行差別化排污收費政策，建立有效的約束和激勵機制，促使企業主動治污減排，保護生態環境。

　　實際上，自1982年國務院頒布《征收排污費暫行辦法》以來，中國的排污收費制度幾經變換：從“超標排放才繳費”到“凡排污者都需付費”，再到“根據污染物排放情況階梯式差別化排收費”，排污費已經逐漸成為我國籌集工業污染治理資金的渠道之一。

　　綜合環境保護部和財政部數據：2013年，全國排污費征收開單216.05億元，按照《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應當全部專項用于環境污染防治；而同期，國家財政的節能環保支出是1803.9億元。盡管排污費尚不足以滿足環保支出的全部需求，但其體量也不容小覷。

　　然而，排污費真的“全部專項用于環境污染防治”了嗎？這筆錢花到哪兒去了？又該如何使用呢？

　　“排污費使用總是很糾結”

　　早在三部門下發通知之前，北京市已在今年初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學需氧量和氨氮四項空氣污染物的排放收費標準，由0.63、0.63、0.7、0.875元/公斤，大幅提升至10、10、10、12元/公斤，為原標準的14-15倍左右，是全國最高水平。

　　從環保部公布的《2000-2012年各地區排污費征收情況》中可以明顯看出：2006年以前，北京市排污費連年過億元，甚至一度接近2億元，此后排污費逐年下降，隨后幾年則穩定在三四千萬元。但是在今年“最嚴懲罰”力度之下，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市排污費開單金額已達1.73億元，是去年同期的5.7倍。

　　北京市環保局相關負責人告訴《經濟》記者，盡管排污費的征收是由環保監察部門執行，但是都如數“直接上繳財政”。北京市環保局原副局長杜少中也告訴《經濟》記者：“排污費都是交到財政，財政又會在環境建設、排污項目方面支持環保部門。一般的情況是，環保部門收了多少錢，也可以向財政申請差不多錢數的項目資金。但不會是收1個億就給你1個億，財政那邊還會留一部分。”

　　那么這筆錢是否應該直接用于污染治理呢？有多少會花在大氣治理上呢？

　　“如果把這個錢用于污染治理，那太少了。像北京這么大一個城市，每年1個億治理污染，根本不夠。如果把錢用在能力建設、培養人員隊伍上，對環境治理有間接作用。但是，應不應該用排污費給他們發工資？這就說不清楚了。”杜少中說，排污費的使用總是很糾結，一直以來都是“一事一議”，“哪里急用錢就先用到哪里”，沒有形成固定的章程和規范。

　　排污費制度亟待修訂

　　2000年-2012年間，我國排污費的征收總額從58億元攀升至201.6億元；同期，工業固體廢棄物的年度排放量由3186.2萬噸降至144.2萬噸，工業廢水排放量略有增加，工業廢氣排放量卻從13.8萬億立方米快速增加至63.6萬億立方米。

　　“總體上看，排污收費政策并沒有顯著降低工業企業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永生撰文指出：現行的排污費制度存在不少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和完善。“在征收種類、標準、額度等方面，現行排污費的規定過于單一、片面，主要依據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噪音等主要污染物類型及其相應污染物中的危險成分制定，沒有考慮到不同行業的污染物排放量、行業產品的供求彈性，從而無法給排污單位形成有效的減排約束和激勵。”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宋國君也認為，收排污費看似有道理，實際上漏洞百出，只能作為權宜之計。他告訴《經濟》記者，政府征收排污費后，將按一定比例返還給企業，補貼其污染治理。“原來都是80%的返還比例。也就是說，政府向企業收取100元排污費后，可以拿出20元用于自身的研究、管理支付，剩下的80元，企業可以從環保局申請回去。按照‘污染者付費’原則，這個就說不通。既然要返還回去，那為什么要收錢呢？但是如果不返還，問題就更大了，政府拿錢去做什么了？”

　　在杜少中看來，排污費制度之所以陷入這副尷尬局面，是因為其征收的目的不明確。“按美國人的說法，排污費只是一種通過增加經濟成本、抑制企業污染的手段，跟污染治理沒什么關系。”結合中國以前的收費體量，杜少中判斷，我國排污費制度參照的就是美國思路。

　　然而，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政府部門又賦予了排污費治理污染的重責，違背了排污費制度設計的初衷，更催生了“先向排污企業收錢，再部分返還給企業治理污染”的怪現象。

　　這說明，除了排污費“怎么花”之外，還有“為什么要收錢”、“應該收多少錢”的問題需要討論明確，并落實到具體的制度中。

　　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明確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環境治理法制建設刻不容緩。

　　“過去我們也有一定的思路來處理這些問題，但是這些思路不完整、不系統，應急的事兒多；相關的法也有，但是不具體、不好用，法制體系也不完善。”杜少中呼吁，要盡快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使得環境執法部門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