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的國土面積位于海平面之下的荷蘭，對“水”有著天然的敬畏。

　　9月末，受荷蘭政府之邀，我和來自印度、阿根廷、美國等國的記者走訪了這個國家的東南西北，主題只有一個：水。

　　9月24日，我們參加完在鹿特丹召開的各路水治理精英出席的國際三角洲大會，便一路向西駛往海邊，來到偏僻海港小鎮Stavenisse——荷蘭1953年海潮災難發生地。

　　1953年1月最后一天的晚上，在暴雨和春潮的雙重作用下，海浪以每小時90公里的速度向荷蘭西南角沖來，數千米海堤潰壩，Stavenisse被瞬間吞沒。

　　一名幸存者說，這場災難徹底改變了荷蘭。

　　五年內，Stavenisse得以重建。荷蘭政府為預防此類災難重演，建立了“三角洲委員會”，展開前所未有的“三角洲項目”，利用各類水利措施在沿海地區筑起了堅固的防御體系。

　　自此，荷蘭再未出現過類似災難。

　　獨特的“治水委員會”

　　從荷蘭最東側開車到最西角大約只需要三個小時。“如果發生大水災，我們沒法撤離，總不能撤到德國去。”鹿特丹市市長阿梅德·阿布塔勒比說，他在三角洲大會上抽出10分鐘與記者見了面。

　　一個國家或民族在哪方面有缺陷，就在該領域格外出眾。多震的日本擅長防震，少水的以色列最懂節水，而水太多的荷蘭則用千百年的時間去琢磨水，他們的水管理、水利工程技術及治水制度和社會層面的經驗都值得其他國家借鑒。

　　治水委員會被公認為荷蘭最古老、最獨特的民主議事機構。它隸屬于中央政府，獨立于地方政府，有自己獨立的稅收制度，三分之二的成員由當地人選出。

　　治水委員會每10年要對所有水域水位是否對地面造成威脅進行評估。

　　荷蘭人每年需繳水污染稅、堤壩稅等給水委，有的按人頭，有的按戶。鹿特丹區域水委每年稅收7億元，分攤到每人每年約100歐元。

　　阿梅德·阿布塔勒比作為公民，每年需向水委繳400歐元稅，不過作為市長，他說，增加稅收并不那么頭疼，“市民們對我說，我們付錢好了，把水問題解決好吧。”

　　拆遷與否終由法院定

　　跟中國一樣，荷蘭的大型水利工程也免不了遷移，拆遷工作通常由代表地方政府的一名官員負責。

　　一名年輕的“拆遷辦主任”馬克（他的名片上印著“項目經理”）對我說，過去十幾年，他大部分工作就是去敲拆遷戶的門，就每戶人家的具體情況協商一個大家滿意的結果。

　　他負責的項目是對面積2000公頃的圩田進行改造。這是一個讓四百萬人避免水患風險的公益行為，要實現該項目，需將幾十戶拆遷利益方照顧到位。

　　“我處在政府和拆遷戶之間，但我的心在居民這邊，”馬克對我說，“十幾年來我都在和這些居民打交道，我理解他們的焦慮，因此我盡可能照顧、滿足他們的要求。”

　　最終，只有一戶人家不同意拆遷。他們將馬克等告上了法庭，但最終敗訴。法院裁定，這戶人家沒有理由不為造福于數百萬人的公益行為讓路。

　　“最終還是由法院決定。”馬克說，他認為雖然有一起官司，但自己已經很成功了，因為大部分人都通過協商同意拆遷。

　　用“做減法”思維治水

　　荷蘭還面臨一項嚴峻的挑戰——氣候變化。

　　“2010年開會（上一屆國際三角洲大會）時，沒人會想到，兩年后曼哈頓也會被水淹。” 荷蘭交通與環保部部長梅蘭妮·海根在本次國際三角洲大會上說，“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準備太糟糕，不光是紐約，全球都這樣。”

　　海根說，現在海平面每年增加21厘米，如果不整體更新水防御體系，災難還會發生。

　　海根對記者說，應對氣候變化，荷蘭人治水不能滿足于現狀，需迎接新的挑戰。之前的治水思路，大多依靠大的工程，如大量使用混凝土，而今天，需要在新技術的幫助下，采取更智能、更聰明的方式。

　　這也是荷蘭為什么會出現“為河流讓路”這類大型項目的原因。荷蘭人治水雖然還在延續堤壩加固、加高等傳統做“加法”的方式，但漸漸轉向做“減法”：讓建筑用地重新轉為水域，給河流留出空間，回到自然狀態。

　　“過去我們在河邊建造房屋，以為水景很漂亮，我們忘記了河流的力量。”林堡省省長托斯帕拉克·帕特里克說，“我們沒法把大壩建到天上去，只能為河流留出空間。河流有自己本來的面貌，我們應該去尊重它、適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