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淪陷制造的生存之痛，已經成為民眾生活中的噩夢。清新的空氣被霧霾吞噬，干凈的水源也遭遇流毒，更可怕的是，明明知道我們生存的環境已然危機四伏，人心卻在無計可施中趨于麻木。

　　最近央視播出的《新聞周刊》，聚焦“水危機”。節目透露，全國大多數城市的河道，都已進入劣五類水的狀態，不要說喝，連當工業用水的資格都幾乎沒有了。面對這個可怕的事實，央視追問：除了關注，最該做什么？

　　失去藍天碧水，是大自然對人類過度透支的懲罰。面對懲罰，虛無的懺悔顯然并沒多大的意義，環境的改變，最終還是取決于我們做了些什么。保護和重建，絕不僅是口頭上的關注和誓言，更是具體的行動和嚴厲的監管。

　　河道里的水源，連當工業用水的資格幾乎都沒有，生命之源被污染，那人們靠什么來維系健康生存。“我們不生產水，只做大自然的搬運工”，請問，大自然中還有多少純凈的水源可供搬運？飲鴆止渴，毒水橫流，造就了環境淪陷時代人們的普遍命運，何其可悲！

　　環境污染帶來的生存威脅，關乎著每個人的命運。按照常理，人人關心的問題，既是最迫切的問題，也是最容易形成合力去解決的問題。遺憾的是，面對環境危機，人人都表現出悲悲戚戚，行動上卻難以有所推進，環保問題，正如一溝絕望的死水，在抱怨的嚶嚶嗡嗡聲中，不斷惡化。

　　保護我們的環境，是每個人的責任。企業亂排污，地方盲目發展，很多時候顯而易見，公共監督和政府監管雙管齊下，治理這些污染環境的行為或并不難。但遺憾的是，很多時候，無論是監督者還是監管者，都出現選擇性失明。個中原因，怕更多的是政府沒有承擔監管職責，也弱化了民眾監督的信心。

　　監督的廣度和監管的力度，決定著環保的格局和面貌。從法規制度上來看，制約亂排放行為的條條框框真不少，但往往被虛置架空。甚至很多時候，條款本身也是混沌的，處罰力度更是充滿了仁慈。在此情境下，本沒有商量余地的環保問題，竟然成為一場荒唐的博弈，即環境保護和地方發展的博弈。這說明，環保危機對于某些群體而言，并未有清醒認識——“人沒了，發展還有什么意義”，目光的短淺，讓這個污染肆虐的環境，一次又一次地表達容忍和妥協。

　　面對環境災難，污染理應被視為公敵，不應該妥協。而要讓環保的行動不至于在無謂的博弈中消解，就必須依靠制度的凌厲，來保障監督和監管的效率。新的《環保法》已經出臺，對涉及責任承擔的各方是否建立了相應的追責機制，政府是否依然置身世外，需要厘清；套在排污企業頸脖子上的繩子，是虛無的存在，還是通過建立公益訴訟制度，來增加約束的力度，需要完善……總而言之，面對人人都將成為受害者的環境污染，監管和治理，不僅要有法可依，更要法出必行。

　　公共的充分參與，法律規章的高壓治理，環保這潭近乎絕望的“死水”，才能在動態的監督和監管中澄清，才不會在無謂的博弈和推卸中加劇惡化。每個人都承擔起環保的責任，這場針對環境的救贖，才能夠取得實效，碧水藍天的愿景實現才能可期。

　　缺乏昂貴違法成本的束縛，缺乏強力有效的責任追究，缺乏廣泛的監督參與，缺乏切實可行的約束機制……環保問題，只能成為意識里的危機、口頭上的革命，僵持之下，尚有拯救可能的環境危機，最終或成為不可逆轉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