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不久前印發了《關于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筆者作為這項制度的推行者之一，很榮幸能回顧河長制相關歷史和實踐。

　　河長制的歷史淵源

　　人類經過漁獵的蒙昧時代以后，進入了農業文明時代。從世界四大文明發源地來看，農業文明的實質就是水文明，而用水都取自河流，所以四大文明的發源地都在河邊。

　　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又稱“兩河文明”。到公元前3000年，這里已出現12個獨立的城市國家。其中最大的烏魯克，占地大約4.45平方公里，人口約5萬。

　　尼羅河三角洲是埃及古文明的發源地，又被稱為“尼羅文明”。至公元前3100年，古埃及人在尼羅河兩岸耕種，形成了上、下埃及兩個獨立王國，每個王國由大約20個省或州組成，由王公統治。

　　印度的古文明直接稱為“印度河文明”。自公元前2500年左右，它包括印度河河口大約20平方公里~30平方公里的土地，由一系列城市組成，大的約16~19平方公里，城市呈網格式布局，規模很大。

　　中國的古文明也直接稱為“黃河文明”，在公元前1300年，橫跨黃河支流河南安陽河的南北岸，殷朝的首都即已發掘的殷墟，當時就已經是面積約24平方公里的城市。

　　以上四處除“兩河文明”外，筆者都做過實地考察。除殷墟外歷史遺跡都已蕩然無存，只能在博物館中尋蛛絲馬跡。唯有殷墟是故地的當代發掘，筆者在這里考察了整整一天。當年這里已脫離了其他三處的城邦或分裂王國時代，成為殷王朝的首都，不僅完全具有今天的城鎮規模，而且布局也相當現代。中國的黃河文明是四大文明中唯一持續至今的文明，其余都中斷且消亡了。

　　在中國，黑河流域管理其實也是“河長制”的早期實踐。清朝康熙時期定西將軍年羹堯于1723年授撫遠大將軍率軍去今天的甘肅、內蒙古和青海平叛，為了保黑河（又稱弱水）下游阿拉善王的領地額濟納旗和大軍用水，對黑河流域實行了“下管一級”的政策。所謂“下管一級”即上中游的張掖縣令為七品，中游的酒泉縣令為六品，額濟納旗的縣令為五品，該縣令實際是河的首長。從而保證水量很小而且年際變化很大的黑河水可以保質、保量地到達下游額濟納旗，入尾閭東、西居延海。

　　中國有4000年的農業文明史，治水積累了行政、經濟、科學、工程和技術的寶貴經驗。“下管一級”可以說是管水的行政創新。治水需要了解歷史，需要樹立正確的思想，也需要汲取古人的智慧。

　　2003年前后，浙江省領導提出“河長制”管理體制創新。2008年，湖州市長興縣率先試行“河長制”，后在浙江多點開花，成績斐然，在全國出現了一批健康河流。

　　從江浙邊界水污染事件看河長制

　　2001年11月，筆者作為全國節水辦常務副主任、水利部水資源司司長，受國務院指派解決江蘇蘇州與浙江嘉興邊界水污染問題和水事矛盾。在水利部、原國家環保總局和江蘇、浙江兩省的共同努力下問題得到妥善解決。江浙邊界水污染和水事矛盾的實質是因對水的利用（退水性利用）超過了本區域水環境承載能力而產生的。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000美元到8000美元的經濟發展階段，由于投資總額、投資強度、技術水平、開發能力和工人素質的限制，正是高耗水、高污染、低效益企業上馬的階段，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當時正處于這一經濟發展階段。筆者認為，江浙邊界水污染和水事矛盾不是一個偶然事件，在河流管理、落實河長制方面給予我們很多啟示。

　　要合理分配排污權。當時，江浙邊界重要污染源所在地蘇州盛澤鎮的人均GDP已達2640美元。由于污染產業形成規模，排污量達到12.5萬噸/日。在生產滿負荷時，尤其是排污周期不能與水的豐枯周期相協調時，即使排污達標，也超過了當地的水環境承載能力。應該計算納污河流的允許納污總量，據此科學分配上下游的排污權（即水權），使排污總量限制在當地的水環境承載能力之內。排污權應由河長根據實際統一分配，不能各縣各鎮各行其是。

　　要按水功能區劃分情況設置排污口。水污染問題和水事矛盾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排污口隨意且集中設置，形成對環境承載力的集中沖擊，造成對水生態系統的破壞。調查表明，由于河流正常流速極低，污水流動約4公里后水質才能有所改善。應經過流域系統分析，通過科學計算，按水功能區劃分情況設置排污口。這就需要通過河長制來實施。

　　要進一步提高水利用效率。調查表明，盛澤鎮印染業發達，是排污大戶，印染廠采用更節水的工藝是完全可能的。盛澤鎮排放的印染污水中主要污染指標COD達1000毫克/升，處理達標后為180毫克/升，可進一步降低到120毫克/升。只要采用現代治污技術，降低到60毫克/升以下，就可以回用于印染生產。盡管一次性投入和運行成本都較高，但還是遠遠低于破壞水生態系統的環境成本。在這方面，河長應有所作為。

　　生態保護和建設要提上河長工作日程。江浙邊界水污染事件帶來重大環境影響，麻溪流域污染嚴重，使得居民紛紛抽取地下水，上下游都造成嚴重的地面沉降，這對于平均海拔只有3米~5米的江浙邊界地區來說后果已經十分嚴重。水利部組織的“引江濟太”工程實際上就是通過增加水量、提高流速來改善水質，增強水環境承載能力。河長往往是鎮長、縣長或市長，有能力也有責任推進生態保護和建設工作。

　　作者系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外籍院士，原全國節水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水利部水資源司司長吳季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