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量控制，這一在污染減排領域被證明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如今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國務院近日發布的《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確定了“三條紅線”，其中兩條都涉及總量控制，即水資源開發利用控制和水功能區限制納污。

　　從污染物排放總量到能源消費總量，從用水總量到用電總量，從汽車消費到人口規模，近年來，總量控制的應用領域越來越廣。

　　這與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是吻合的。資源相對短缺、環境容量有限已經成為我國國情新的基本特征，轉方式調結構的要求日益迫切，倒逼著采取總量控制這一措施。

　　在2月16日召開的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上，水利部副部長胡四一介紹說，我國年用水總量已經突破了6000億立方米，約占水資源可開發利用量的74％。

　　他同時坦言，不少地方水資源存在過度開發現象。黃河流域開發利用程度達到76％，淮河流域達到了53％，海河流域更是超過了100％，已經超過承載能力。

　　過度取水在降低水生態系統自身凈化能力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

　　《2010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黃河水系總體為中度污染，淮河支流總體為中度污染，海河水系總體為重度污染。

　　根據國務院剛剛批復的首部地面沉降防治規劃，目前全國遭受地面沉降災害的城市超過50個，累計沉降量超過200毫米的地區達到7.9萬平方公里，并呈擴大趨勢。

　　所有這些都與粗放式的發展方式關系密切。雖然“十二五”開局之年的GDP增速有所回落，我國經濟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仍將保持高位增長，用水量還將增加。

　　在地方發展沖動依舊強勁的情況下，用水總量控制應運而生，并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相關部門希望此舉能夠破解水資源短缺、水污染嚴重、水生態惡化等發展瓶頸。

　　粗略地分類，我國設置的發展指標包括預期性和約束性兩類。除了污染物排放總量，用水、用電、用煤總量都沒有被列入約束性指標。此次國務院以《意見》形式對用水總量控制作出部署，對地方發展沖動的遏制作用尚有待觀察。

　　從其他領域的執行情況看，總量排放控制也很難保證“藥到病除”。“十一五”期間的能源消費總量超出控制目標5.5億噸標準煤，就是例證。

　　在一系列總量控制指標中，到目前為止，執行得較好的當屬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十一五”期間，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下降12.45％、14.29％，超額完成規劃任務。

　　從“十五”未完成環保指標到“十一五”超額完成，除總量控制外，大量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功不可沒。對破解水資源瓶頸來說也是如此，不能僅靠總量控制這一招，尚需大量的配套政策。

　　此外，用水指標的合理分配，難度也不小。根據此次新聞發布會透露的消息，各省指標的分解確認和落實工作難度很大，預期今年年底才能完成這一任務。

　　在剛剛過去的一年里，圍繞能源消費總量指標，地方政府與國家能源管理部門討價還價，阻力巨大。可以預見，同樣的爭論在用水指標的分解上也很難避免。

　　沖破層層阻力不僅需要魄力，更需要智慧。指標分解能否綜合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等因素，就是對用水總量控制的一大考驗。

　　除了總量，考驗還體現在用水效率層面。當前，我國單立方米水GDP產出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節能增效的潛力巨大。

　　如果效率不提高、能耗不下降，總量很難控制。國務院《意見》把用水效率列為紅線之一，發出了節水技術改造的明顯信號。

　　胡四一在總結以往水資源管理手段效果不佳的原因時說，最主要的問題是沒有形成管理上的硬約束和硬手段，水資源管理的措施沒能以考核、審批運行手段予以體現。

　　此次國務院《意見》提出，對超標地區暫停審批建設項目新增取水，對考核也提出了更嚴的要求，用水總量控制能否成為硬約束，關鍵就看能否貫徹落實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