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水資源豐富的云南省今年又迎來一個干渴的春天；春節過后短短一二十天的時間里，廣西河池龍江河的鎘污染事件還沒消停，長江又發生苯酚泄漏影響下游鎮江飲水安全的事件。

　　“水臟”、“水少”，這些被專家們用來描述中國水資源狀況的詞匯，已經在現實生活中被公眾確確實實地感受著。所以當上周國務院對外發布《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時，迅速被業內人士解讀為，我國嚴峻的水危機問題催生了最嚴格的管理制度。

　　按照《意見》，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首先規定了三條紅線：建立水資源開發利用紅線，嚴格控制用水總量，到2030年，全國的用水量要控制在7000億立方米；建立用水效率控制紅線，堅決遏制用水浪費；建立水功能區限制納污紅線，嚴格控制入河排污總量。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沈大軍曾參與了《意見》起草前的調研工作，他說，這三條紅線旨在解決當前水資源面臨的浪費嚴重、污染嚴重等問題。

　　在沈大軍看來，文件名中的“最嚴格”還體現在首次提出了要“建立水資源管理責任和考核制度”。他說，這意味著三條紅線的達標情況將納入地方官員的考核指標。這樣的倒逼機制將迫使地方行政長官高度重視水資源問題。

　　但在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看來，如果不引入公開透明的監督機制，最嚴格的制度可能會被“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不斷被突破的底線

　　過去我國對水資源的使用總量是有計劃的。馬軍說，曾經的計劃是，到2015年，全國用水總量控制在6000億立方米，但這個數字早在2010年就被突破了。《意見》中提及的7000億立方米的控制目標其實已經是現有技術手段下，我國能最大限度使用的水量了。

　　用水量多年來急劇飆升，既有人口增加、經濟發展的客觀原因，也有不合理發展耗水行業、用水浪費的主觀原因。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北京這樣的缺水城市，土地資源管理部門曾利用遙感衛星查到，北京境內共有175個高爾夫球場及練習場。而在一些國家，缺水地區是禁止建高爾夫球場的。

　　還有一組經常被專家們使用的數字也在證實我國的用水浪費嚴重。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研究員姜文來告訴記者，我國農業用水效率比發達國家低20~30%，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比發達國家高出3倍以上。

　　沈大軍說，目前我國每年缺水500億立方米。缺口的這部分都是靠超采地下水等非正常手段獲得，嚴重破壞水資源生態，可以說就是竭澤而漁。如果再不執行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甚至會危機到我國的經濟建設，甚至人民的安康。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投資大師吉姆·羅杰斯，一年前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影響中國經濟的首要問題是水危機，他說他并不擔心其他外界因素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經濟都可以從諸如房地產低潮等問題中復原，惟一無法復原的是水。

　　水資源被無度揮霍已經給我們帶來了一系列后果：華北地區因地下水超采形成巨大的地下漏斗；北方地區“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目前，北京的人均水資源量只有100立方米，只有以色列人均水資源量的1/3，而在多年前的教科書里，以色列被標注為世界上最缺水的地區……

　　姜文來說，“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提法最早來源于2011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水利改革發展的決定》，而此次國務院出臺的《意見》是對“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的細化。目前我國的水資源管理制度主要包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以及根據此法為基礎制定的多個法規之中，但現有相關法規中并沒有關于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提法，所以國務院出臺《意見》，并細化考核和責任制度有利于地方行政長官重視水資源管理。

　　用水總量控制是否意味著高水價時代來臨

　　最近一些地方正在醞釀調整水價的聽證會，特別是廣州市擬聽證的方案中還計劃引入階梯水價，也就是說，當用水量超過基本生活所需很多的時候，消費者要為奢侈性用水多付費。對此，業界有評論認為，中國不可阻擋地將進入高水價時代。

　　2月16日水利部總規劃師、規劃計劃司司長周學文對媒體表示，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不會限制居民的生活用水，會優先保障群眾的生活用水，但同時也會加大推廣家庭節水器具的力度，鼓勵居民節約用水。

　　在姜文來看來，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肯定會加快中國進入高水價時代的進程，特別是對高耗水、奢侈性用水的行業會有較大影響。

　　但對居民用水的價格，不少專家建議還是應該審慎提價。沈大軍說，從他掌握的數據來看，我國一些城市大部分3口之家的用水量都只有12噸左右，而且，很多家庭都有各種節水的智慧，應該說，普通家庭的用水都是剛性需求，水價上漲帶來的節水空間并不大。在國外，階梯性水價也只是針對那些有游泳池的家庭。水價上漲應該較多地針對造紙、火電廠、釀造等工業耗水大戶，以及滑雪場、洗浴場所、高爾夫球場等奢侈用水領域。

　　馬軍則提出，水價上漲客觀來說有可能推動節水，但漲價前，一定要給老百姓一本明白的成本賬。之前很多城市的水價聽證會都暴露出這樣的問題，供水的企業不能給出一本清晰的成本賬，老百姓并不清楚自己支付的費用中哪些是真正為水資源埋單。

　　在馬軍看來，水價的提高最終要有利于提高和改善環境質量，比如，水價中所包括的污水處理費是不是真正用到了實處，否則得不到民眾的支持。

　　最嚴格的制度不能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在《意見》中，普遍被業界人士關注到的一項新制度是，“建立水資源管理責任和考核制度”。

　　根據這項制度，未來，國家要將水資源開發、利用、節約和保護的主要指標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縣級以上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對本行政區域水資源管理和保護工作負總責。國務院將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主要指標落實情況進行考核，并由水利部將考核結果交由干部主管部門，作為評價地方官員的重要依據。

　　行動最快的是廣東省，媒體報道說，廣東已經出臺了對地方官員水資源管理的考核制度。

　　姜文來認為，《意見》提出建立水資源管理責任和考核制度，無疑會激發地方官員嚴格管理水資源的積極性，但考核的指標如果缺乏可操作性，考核流于形式，則難以調動地方官員管理水資源的積極性。

　　馬軍也認為，對官員進行水資源管理的責任考核方向是對的，但要防止制度被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更要防止數據的造假。他舉例說，根據《意見》，未來可能要對各地控制用水總量的目標進行分解，為用水開發設置管理紅線，但如果一切都是暗箱操作，很難避免地方政府為了完成任務、不逾越用水紅線而進行造假。

　　所以馬軍說，更重要的一項新制度是寫在《意見》最后一部分的那句話：“大力推進水資源管理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完善公眾參與機制，采取多種方式聽取各方面意見，進一步提高決策透明度。”

　　他認為，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中的三條紅線——控制用水量，控制排污量，提高用水效率，這些數據水利部門、環保部門都掌握。如果第一步能做到將這些數據向公眾公開，引入社會監督機制，可能效果會更好。比如，水利部門每年向公眾公布當年的用水計劃，用水分配指標，這樣，那些高耗水企業、奢侈性用水單位就會被明示出來，老百姓也能知道是哪些人在無度的掠奪水資源！

　　在馬軍看來，邁出這一步或許比責任制、考核制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