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龍江河鎘污染事件再次觸動公眾神經之時，環境稅開征呼聲自新疆烏魯木齊市兩會上響起。

　　烏市兩會上，來自民盟烏魯木齊市委員會的張帆委員提交提案，建議制定出臺開征資源開發生態環境補償稅（費）的有關法規。通過立法，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以及補償標準體系，明確補償稅（費）的征收范圍、管理方式和使用方向，切實增強國家大型企業在地方資源開發中的環境補償責任。

　　由于特殊的地理、氣候、資源等綜合因素，首府環境生態體系極為脆弱，特別是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更使區域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由此引發的大氣污染、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地表塌陷、地下水位下降、地表水斷流等環境問題極為突出，尤其是維系綜合生態體系平衡的水資源問題，更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瓶頸。

　　按照聯合國提出的缺水標準，人均水資源量低于500立方米，為極度缺水；而首府每年可利用水資源量約為11.34億立方米，人均淡水資源占有量不足400立方米，不到全國人均占有量的1/4；烏市2009、2010、2011三個年度的水消耗量平均更達到10.6億立方米，城市用水安全已經處于超警戒紅線，占水資源總量65%的農業灌溉用水更成為城市水資源供需矛盾的焦點。

　　水源涵養是環境生態體系保護的核心，是實現植被恢復、局地氣候轉變、大氣污染治理等的核心，因此，在張帆委員看來，全面建立以水資源保護為重點的環境生態保護補償長效機制，已成為破解區域和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瓶頸的關鍵。

　　環境稅：資源稅孿生兄弟

　　開征環境稅和資源稅改革就像是一對“孿生兄弟”一樣，都是在我國提出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并將其作為一項基本國策的大背景下提出來的。

　　自資源稅改革在新疆試點展開以來，開征環境稅的議論也在升溫。

　　“今年，研究制定環境稅被國家稅務總局正式提上議事日程。”自治區地稅局財產和行為稅處副調研員先福軍說，“同資源稅改革一樣，環境稅征收的實施可以有效控制資源消費總量，促進資源節約、高效與循環利用，減輕環境污染與壓力，當前我國節能減排任務緊迫，迫切需要發揮資源稅調節作用，資源稅改革在全國的推行宜早不宜遲。”

　　在新疆進行資源稅試點之時，資源稅改革被注入了3項內容，擴大征稅范圍、轉行從價計稅和提高征稅標準。由于資源稅征收對象針對資源開發企業，因此人們更多地將它與節能減排、淘汰落后產能等結合起來。

　　但隨著資源稅改革從新疆推向整個西部地區乃至全國，而開征環境稅卻還依然還在人們的熱議與業界的調研中按兵未動。

　　環境稅把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社會成本，內化到生產成本和市場價格中，再通過市場機制來分配環境資源。自治區黨委政研室經濟處處長吳筠指出，因此，我們必須把對環境的長遠影響納入考量。

　　“比如煤炭資源的開采表面上開發成本很低，但若將其所隱含的資源、環境等成本納入其中，它的實際成本就會上升很多。”

　　據先福軍介紹，環境稅還有一個時髦的名字：碳稅，也被稱之為生態稅、綠色稅，是把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社會成本，內化到生產成本和市場價格之中，再通過市場機制來分配環境資源的一種經濟手段。但不論叫碳稅還是環境稅，一旦開征，作為資源大省的新疆都有充分優勢爭取環境稅在新疆試點，從而進一步遏制和扭轉工業對環境資源過度索取的局面，有效解決企業消耗環境資源代價過低的問題。

　　誰污染 誰繳稅

　　發達國家按照“誰污染，誰繳稅”的原則已普遍開征環境稅，部分發達國家征收的環境稅主要有二氧化硫稅、水污染稅、噪聲稅、固體廢物稅和垃圾稅等5種。在我國，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問題日漸突出，包括烏魯木齊等地部分地區民眾頻受大霧的侵擾，環境問題正在成為這個冬天最熱門的話題。

　　“隨著各種環境問題的逐漸凸顯，環保產業面臨的挑戰絕不僅僅COD（化學需氧量）只是二氧化硫的污染，除了要解決一直存在并不斷加劇的大氣污染、水體污染等問題外，還要面臨久經污染的生態環境修復、重金屬污染、危廢包括重金屬對人體的致命性傷害等問題。”吳筠說，可以說，開征環境稅早已成為了不少人的共識。環境稅如能順利開征，無疑為政府增加財稅收入，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進而為政府加大環保投入開辟了新的資金渠道。

　　生態環境是新疆未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底線。公開資料顯示，新疆166.49萬平方公里土地面積，其中沙漠、戈壁、荒漠面積占到60%以上，平原綠洲面積約僅占總面積的4%，森林覆蓋率僅為2.94%，是典型的綠洲經濟，生態環境脆弱。

　　在新疆，資源開發帶來的經濟增長，可以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這也是近年來新疆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但能源開發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生態和環境為代價的。如新疆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每年的龐大規模，因開采形成的地窟必然要用水填充，而新疆水資源總量本就不足，將進一步加劇新疆水資源危機。

　　同樣，中西部省市區在承擔自然資源合理利用、環境污染防治義務上，除自己增加投入、加大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外，需要國家及東部省市區更多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也是自然資源合理利用、環境污染防治造成環境成本增加，需要得到補償的合理要求。

　　“按照誰破壞誰付費”的原則，張帆代表建議，通過立法程序擴大環境生態保護范圍，并在補償機制層面上向生態資源輸出地傾斜補償政策。以退耕還林、退牧還林等方式擴大首府東南郊地區的主要水源保護地區域，全面采取農牧業退出高額補償機制，由政府以做征收的生態補償稅（費）對當地農牧民按標準進行補償，并采取多種舉措加大農牧民就業、居住全面向城區轉移，切實保障首府環境生態體系不斷得到優化和修復。

　　先福軍表示，不過，環境稅對企業的影響包括正反兩面。一方面，環境稅的實施會迫使企業負擔外部性成本，從而導致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增加，影響該企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環境稅的開征將很大程度約束企業行為，增強環保意識。

　　然而，現階段，環境稅管理機制尚不完善，到底征收上來的環境稅能否完全用在治理環境污染上，也同樣引人質疑。因此，環境稅的開征停留在商榷階段。